贺友直老师以93岁高龄驾鹤西行至彼岸仙山，至今已整整三个寒暑了。作为受过其耳提面命的第一批研究生的我，这三年间虽身处雪域边地，却也不断地读到艺术圈内外论及贺师人与艺的文章，令我颇受启迪与教益，亦算是贺师对我们的“后研”教育吧。

　　数月前，贺小珠师妹嘱我写篇有关贺师的文字，只因公私杂务缠身，直拖到年初赴巴黎出差，白天瞎忙，晚上没事，才得以雪夜闭门，边忆边记，倒也真是隔山隔水忆业师了。

　　55年前，我正读初二，一天下午放学，余友心先生将我们初中美术组的三个同学叫到他宿舍，神情郑重地说，你们以前都见过或临过芥子园画谱吧，今天我借给你们每人一册《山乡巨变》带回家，认真读，认真临，不许弄脏不许转借别人，这种毛边纸版本很稀有的。他又强调，这书可称得上二十世纪的芥子园画谱啊！

　　自此，我便有缘结识了贺友直先生和他笔下的刘雨生、陈先晋、秋丝瓜、龚子元、李月辉等人物，当然还有邓秀梅、陈大春等这类带有时代标杆似的人物，以及我从未见却又深信无疑的湖南农村、农业与农民的自然景观与民生形态。

　　1965年，受上苍眷顾，我如愿考进中央美院附中，惜只上了一年课，就赶上史无前例的“**”之乱，课停了，学生们可以假革命之名免费乘车山南海北的大串联。记得我们班四名同到上海的同学，似乎是径直走到长乐路的上海人美社，只见院内的造反派正忙着贴大字报，满院里的人不是吵吵闹闹就是如无头苍蝇般出来进去的乱窜。其实我们四个人也是同床异梦，我只是想在胸挂鬼牌低头扫地的“牛鬼蛇神”中亲眼看一看仰慕已久的贺友直先生。谁知那天竟是遍寻不见贺先生真身，很是怅然，用现在的话说一定是缘分不够吧。

　　“**”结束后的1980年，中央美院新创建的年连系招收研究生，从简章上看连环画专业的导师正是贺友直先生。作为一名已被耽误了读大学学业的人，应该说大概无人会放弃这个天赐良机的。我鼓起勇气，争得工作单位西藏革命展览馆领导的恩准，报名并有幸考入贺师门下。从而得以拜见本尊真容，更获其谆谆教诲。两年的连环画专业的教与学，应该讲，无论是对贺师还是对我们学生三人，均乃新鲜事物，正如同年画连环画专业进入国油版雕盘踞已是常态的美术学院一样。可至今让我铭记在心的是贺师首堂课上写在黑板上的六个字“画什么？怎么画？”画什么是指表现内容、领域；怎么画是指表现语言与个性风格。一个画家终其一生的劳作始终就是围着这六个字而打转的，也可以说他也是美术创作的六字箴言。

　　1981年夏末，征得系主任杨先让教授和贺师同意，我揣着学校发的二百五十元（这在北方不是个好词儿）先坐火车，再搭卡车整整十五个昼夜返回西藏进行自己的毕业创作。贺师则是通过航空信函来远程指导，这恐怕也是前网络时代的唯一选择了。到拉萨后我每天钻文化局资料室，翻检阅读西藏和邻近藏区出版的书报期刊，最终选出“邦锦美朵”这个凄美感人的藏族民间故事，草草编出画面脚本，即航寄北京请贺师审定。十天后收到他的回示，并基本认可，谢天谢地。容我抄录这封回信的第一段“书力同学：寄来的脚本我看了，觉得可以。故事很美，前、中、后三个段落，调子有变化，也拉得开，尤其是这个题材与你原来惯于表现的手法拉得开，这样你既可以摸索创造新的手法和形式，更能避免雷同。所以，在没有发现更好的题材之前，先把它定下来，进行收集素材和构思工作。这套东西只能是搞彩色的，在处理手法上要想象力丰富些，应尽量发挥绘画手法的特点，如冲破时、空的局限、变形、装饰、叠影等等。并还应借鉴其他艺术的手法和形式……”贺师这封信写于1981年9月17日，直至1982年6月我初步完成了四十六幅彩色连环画《邦锦美朵》的九个月中，他先后6次写来长信为我答疑解惑，而从文字脚本阶段贺师就预见性地指出这套作业须完成的探索性前景和需要克服的种种障碍，尤其是作者自身障碍。我认为研究生班指导教师的工作能如此这般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吧。

　　毕业后，我返藏在西藏美协工作至今，其间，第七届全国美展时贺师是总评委，我也忝列其中，评选时见到贺师仍是身心俱健，精、气、神不减当年。大场合最愁出头露面且更不善言辞的我，只是在心中为贺师默默祈颂吉祥。

　　上世纪九十年代，因展览和出书的公务，我和西藏美协的同事曾几次到上海，只要时间允许，我们都会买坛好黄酒，去巨鹿路695弄2号，拾级登临那著名的“一室四厅”，拜望贺师及师母。见到身笔双健的贺师和师母，坐在这间处于闹市中的三十平米的小屋中，手捧清澈碧绿的明前茶，聆听贺师那特接地气又不乏睿智的妙论，一股温暖殊胜之感油然而生。要知道贺师的一系列代表性作品都是在这个局促的空间里成就的啊！

　　2004年，由西藏文联和李可染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大型西藏布面重彩绘画《雪域彩练》自京城移展于上海美术馆，我们恭请贺师和师母出席开幕式。仪式前，我向初次来沪的藏族画家介绍贺先生是当代中国画坛真正的大师级人物，贺师连忙纠正道：不是大师，当个大家就很不错了。事后想想，其纠正自有道理，我理解这一是其自谦，二是其自知，三是其绝不愿与当下社会上炒出糊臭味顶风三十里的“大师”们为伍。

　　近二十年来，我有幸陆陆续续收到贺师赐寄的手绘的贺年卡和精装新版《山乡巨变》、《晋唐宋元书画国宝集》（重达五公斤，我真想不出八十多岁的老人家是如何抱到邮局去的）、《贺友直自说自话》、《上海美术馆藏贺友直连环画作品集》、《杂碎集》、《申江风情录》等等。令我这个远在边疆枯坐冷板凳的学生备感业师的殷殷知情。记得某年得到贺师寄我的手绘贺年卡上钤有一方“永未毕业”的闲章，以我的解读，大概是取孔老夫子“生无所息”的警策和对自己职业的敬畏之意吧。作为学生，更是作为以画画谋生的人，我愿意，也应该从精神到实践层面上，承袭贺友直老师的这枚闲章印文，活到老，学到老，奋斗到老。

　　2017年初冬，我和藏族画家拉巴次仁代表西藏美术界专程赴沪，参加了在上海名人墓园举行的贺师骨灰落葬仪式，拉巴次仁依藏地习俗将一条白色的阿细哈达恭敬地围系在贺师的铜像上。如今又是一年过去了，推想，那条来自雪域的哈达应仍陪伴着贺师的身影一任夏雨冬雪飘舞翻飞。

　　2019年1月于巴黎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