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难料，原来我估计今年春折腾全球达两年多的疫情总能消停下来。谁曾想实际情况确是不消反升，且是多域多点的暴发与告急。如此我便识相地取消内地与海外行程。不会用手机的我局促于文联小院内足不出户，闭门思过，平静浏览古今书刊，与可言者品茗晤谈，海阔天空，倒也怡然。若得机缘偶获灵感一二更觉殊胜。

　　今晨听广播得知，自疫情出现至今，中国大陆只有西藏自治区是唯一尚无一例病疫的净土。看来上苍对这片浩瀚的雪域高原真真是眷顾有加。

　　为配合上面无事不进京、不出京，以确保冬奥顺利成功的部署，我决意心安理得地在边塞古城度过四节，即元旦、后藏新年、春节和藏历新年，藉此连串的长假空暇慢慢反刍自己进藏四十九载春秋的经历，再收其中有意趣的生活与审美记忆或诉诸于文字，或点染于画布，一个七旬老人能做想做或该做的也不过如此这般了吧。当然人称四季无夏的拉萨的冬天，尤其是早晚气温之冷也是很难捱的，以我新改建的画室说，中午一点（相当北京时间11点左右）之前手是握不住笔的。所以，在藏地猫冬每天能干活的时间不过三、四小时而已，因而虽是一心一意的笔耕墨耘，但完成的画作确是很有限的。不管怎么讲，我身处西藏荒寒孤寂的环境中，还是觉得充实、有趣。因为这里自然的山水草木，人文的审美原创，古今的宗教文化的脉络，常读常新的民情风俗，总会能令我碰撞摩擦出创作的灵感与激情，还会持续地提供审美反刍物，而这种宝贵的福报，我在别处，包括故乡北京及巴黎、纽约这般文化艺术都会想都别想。正如齐白石老人的一方篆刻“故乡无此好天恩。”

　　下面言归正题，该向读者朋友报告疫情以来所画的几幅布面重彩及贴绘小品创作的过程与心得。

　　《天井》这幅小画是1998年完成的，同年在马来西亚画展时被赏家收藏。俗语人老恋旧，今年春节与后藏新年同为一天，全藏大放长假。重画《天井》的构思便无由头地钻了出来，此天井我不甘重复当年的彼天井，在构成上我把去年冬初在羌塘时早晚从牦牛帐篷里仰望星空的感受表现出来，并坚持一点儿金银矿色不用，全篇以藏青和同事边巴、拉次泡制的本地植物色分染、晕染八九遍之多，力图画到满篇熠熠生辉，色泽灿然。《天井》这幅先后画过两遍的装饰风小画来自现实生活。细细端详那条窄窄的天井，我想到了那句话：这个世界哪个角落都有光。

　　《皇帝的新装》，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也是先后画过三幅，第一幅是水墨贴锦，变现的是两名宫人搀扶着没穿黄袍的汉武帝，这是依安徒生童话的顺向思维的插图，后来又按逆向思维让末代皇帝溥仪先生做了一回模特，他穿着毛装，胸别像章，手捧当时的畅销书《我的前半生》，较前一幅算是迈了一步。今年初一画友无意间谈到了这幅新装反倒是提示了我何不在新旧两装上动动脑筋，离安氏童话远些，再远些。于是我翻腾出布头库存，检出明清两朝的龙蟒图案织锦既作为边饰，又成为画面的大部分，而只是留出中间细条空间来画已改造成为公民的溥仪绣像，这一稿果然令主题更为鲜明。

　　《元素之美》，借用古代织绣残片来图解藏传佛教对宇宙万物形成的水、土、气、火的符号审美组合。其中圆代表水，其色为白；方代表土，其色为黄；三角代表气，其色为兰或绿或黑；半圆代表火，其色为红。即使脱开这些内涵表征，哪一个学美术的孩子的第一课不是从石膏做的方形、球形、金字塔形等最为简约的形体而慢慢走近审美世界的呢。

　　《红码》这幅算是很接地气与民生了，原构思构图仍是囿于对歌德诗作的形象性感喟，更因是受限手边材料的困扼，只有在各种龙、各种蟒、各种凤、各种鹤、各种云水、缠枝莲、宝相花，加上年辰更远品类更少的四、六、八达晕织锦的材料中转圈圈。也算是带着某种镣铐跳舞吧。《红码》原标是“开溜”，一次让女画家德珍看到，她说不如叫隔离好，因为他们在上海读初中的儿子因为检出阳性，先正被隔离着呢，遥遥数千里母子连心呐！我让他们帮我按出手机中的红码及提醒警句，照描于小画左边，亦算是对疫情下国人生活情境的一种记实。

　　《沉重的翅膀》完成于1993年，记得当年心血来潮般的贴绘了几十幅类似小品，美国喜马拉雅协会的苏君玮老师曾较为欣赏地收藏了近二十来幅，装饰于她马里兰州的寓所，并寄来了小画与环境的照片。权当是对我这批异质同构古今通吃小品的鼓励。如今，面对这只飞不起来的沙燕儿，反刍改革开放年代社会巨变大潮中的各色人等的行为，真是五味杂陈，先富的、能飞的飞走了，飞不起来的自然还在原地上挣扎，反正大家都得活着，还都得想法子活得滋润与尊严。

　　《移花接木》《一波三折》《戏珠》《不话凄凉话天凉》等小画，我力图在亦庄亦谐的跨度中找到审美与文化冲突间的平衡，并且坚持审美养眼为首位。我希冀中学生与大学教授都能给予某种程度的认同与欣赏。

　　啰嗦了这么多贴绘小品，该说几句布面重彩的事了，疫情以来的近三年时间里，平素里的忙人和闲人都感到自己一下子突然空间变小了而时间变多了，这当然是坏事中的一个好事。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打发时间的法子。在我来说就是躲进书屋，整理翻检几十年间的报刊杂志（我这里有台湾《艺术家》的近乎每期赠本，有《雄狮美术》的发刊本至闭刊本，大陆多地的书画刊物也是数不胜数，只是缺少系列性）和几十年间在西藏多地的寺院、民间和田野考察摄影，以及我那集读书笔记、创作构思原始草图和山南海北找东西的履历，加之柴米油盐迎来送往内容于一体的十几本日记，总之，对近半世纪的人生旅程的追忆，特别是对其中有质量有色彩的事件、情节、瞬间的平静反刍，成了我这段时日的主要营生，成了我在这间“四壁图书萧然一榻”（友朋赠印文）斗室中乐此不疲的正经事。毛姆说过：一个爱读书的人，相当于随身携带一个避难所。如此言不虚，那我的避难所又何止是可避一种疫情呢。尽管我算不上是爱读书的人。

　　1981年9月，我揣着250元（美院发的毕业创作补助金），背着简单行囊离京乘火车到甘肃柳园，再拿介绍信找到进藏卡车，经过千里风餐露宿颠簸的十个昼夜总算翻过了唐古拉山，总算到了西藏的地界。原本是四天路程，居然走了十天，因为正赶上青藏公路第二次全线翻修改造，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见到淳朴和善又好奇的唐古拉深山里的藏族同胞，可惜当时我没有相机，只能用速写本上气不接下气地乱画乱图，而所搭的顺风卡车又不会等我，哪怕能从容画完一个人物速写。那时的我心里真巴望着前路再烂些，车子就地抛锚才好。不过事与愿违，下了唐古拉山口的公路已修正完毕，三天后我们一路风尘地到了高原圣城--拉萨。谁知三十八年后，在疫情泛滥情势里，仍是在拉萨斗室我竟然反刍出当初在唐古拉的审美记忆，且比较顺畅地用自己的语言绘就了这幅《唐古拉山下》。

　　《菩提一叶》则是得益于中国画家画世界的文化交流活动，记录下让我忘却不了的南亚旅行的一瞬间。

　　《故事》《大雁来了》都是近两年里反刍若干年前在寺院和牧区深入生活审美积累的成果。我的构思构图读者朋友一望而知，当然是我经营的，并实有来处。

　　再谈几句关于《手机》的话，现代科技尤其是与民生相关联的，发展之快，普及之广真似水银泻地。记得2012年冬我与画友一行四人到后藏拉孜县雅鲁藏布江南岸的彭措林寺考察拓印古代玛尼石刻，因工作量大，只能借宿寺内禅舍一周，如此便与该寺老少中青年僧人朝夕相处，课余时他们好奇地打量我们选择什么图像内容的石刻，又如何拓印在薄薄的纸端，待他们诵经背经的晨、午（通常是在洒满阳光的院落中）时，我们则是又画速写，又拍照片的忙活起来。一来二去熟悉后，互不在意对方的存在，窃以为所谓深入生活，所谓采风的华彩段落，此时方算是开始也。头几天晚饭后，只见三三两两的年轻僧人搭梯登上我们禅房屋顶，次日一问方知他们是在允许下与家人亲友通电话，因山里信号不好，只能爬往高处方可听清。一晃十年过去了，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应该能让那里的僧人们坐在禅室里便可与百里千里之外的世界通畅联络了吧。民谚讲：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以往只是某种理想的表述，如今变为现实。一机在手，特别是在天高皇帝远的雪域西藏的大山深处，遑论僧俗人等手机已成为人们了解与认知外面世界并又能与之交流交融的百叶窗。从这个意义上讲，手机的研发者，制造者其功德当不在禹下。前年承《艺术家》不弃，曾发表过的拙作《梦蝶》的创作灵感火花便是在彭措林寺辩经院内擦出的。

　　距拉萨五百多公里的彭措寺，那里壁画，那里的石刻，那里的僧人，包括那里在晨钟暮鼓中袅袅升腾起弥漫开的桑烟......令与之有缘者远怀长想，而作为一名画画的手艺人，追忆她，反刍她并拿出沉淀后又提炼出的画作，才算是对其福报的一种感恩。